“11·10”重慶家樂福踩踏事故的死者楊素繡的親屬代表，與重慶渝碚路街道辦事處和社區負責人就死者的賠付問題進行了第一次磋商，但賠償數目雙方差距太大，賠付工作陷入僵局。此事件的另外兩位死者的賠付，由天星橋街道辦、社區來負責，在這次協商中也出現分歧。11月10日，重慶家樂福沙坪壩區店在10周年店慶促銷活動中，原價每桶51.4元的5升裝菜籽油只賣39.9元，引發踩踏安全事故，造成3人死亡。(《成都商報》1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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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此，筆者有不小的疑惑：這次事故的責任方是重慶家樂福，賠償問題怎么能讓街道辦和社區出面商談呢？是政府派出機構主動擔當責任？還是受商場委托或者是受害人要求的？

　　顯然，作為街道辦事處或者社區，雖然事情發生在自己的轄區，根據社會管理要求應當行使必要的職權，但是，不可能主動去代表事故責任方或受害者進行關于賠償之類的談判。比如上個月上海樂購超市發生踩塌傷人事故和其他城市的類似事故，都沒見公權直接代表商家和受害者進行談判。這不說明行政“不作為”，而是因為：賠償談判是當事雙方的一種協商過程，沒有雙方或者合法代理人的直接對話，往往不是當事人的真實意圖表達，法律效力也值得懷疑。

　　有人也許要說，是不是受害人要求政府出面代表商場進行賠償談判的？這樣的情況也不是沒有。比如在事故責任方“不管”或者“無力”時，受害人有可能要求當地政府機構出面。此時，政府當然應當出面，因為在這類事故的善后工作中，政府負有引導、督促和監督雙方的責任。但在這起事故中，顯然不太可能———家樂福是全球知名零售企業，不會也不可能在已經發生的悲劇面前“賴著”“躲著”。

　　極有可能的原因是，基于本次事故影響很大，當地政府將其作為公共安全事故的“重大”級別來啟動“應急程序”。而家樂福又是全球知名企業，在重慶當地經濟發展天平上頗有分量，所以政府機構前所未有地全程介入。這從事故發生到現在的諸多跡象(比如當天下午就通報事故，組成幾乎包括全區所有部門行政負責人在內的處理事故“領導小組”等)都可以得到一些佐證。這樣的積極介入固然體現政府重視和反應敏捷，但也不應該延續到代替事故責任方，和受害市民進行賠償談判這一法律過程中。

　　我想，我們都會不由自主地懷疑，當強大的公權坐在談判桌一邊，另一邊的“個人”還有可能平等索取應有的利益嗎？（來源：燕趙都市報 周曉翔）

　　公眾表達：家樂福為何在賠付中隱身？

　　“１１·１０”重慶家樂福踩踏事故的死者楊素繡親屬代表許生與重慶渝北路街道辦事處和社區負責人就死者的賠付問題進行了第一次磋商，但賠償數目雙方差距太大，賠付工作陷入僵局。此事件的另外兩位死者的賠付由天星橋街道辦、社區來負責，在第一次協商中也出現分歧。（１１月１３日《新京報》）
　　
　　在重慶家樂福踩踏事件造成３人死亡，按照法律規定這３人的親屬有權獲得相關賠償。既然是首次磋商，那么在賠償數目方面出現分歧并不奇怪。讓人奇怪的是，與死者親屬進行磋商的，并非事件的主角家樂福超市，而是街道和社區。街道和社區能夠作為家樂福超市的代理人，與死者家屬進行賠償談判嗎？這顯然是一個問題。
　　
　　街道是地方政府的派出機構，在法律意義上代表地方政府。社區是基層居民自治組織，從一定程度上說它代表的是居民的利益訴求。在家樂福踩踏事件賠償工作進入訴訟程序之前，街道和社區作為調解人進行居中協調，這是他們的角色本位。但是，他們如今卻以家樂福代理人的身份與死者家屬談判，這顯然違背了地方政府和基層自治組織應當承擔的職責。從公平正義的角度來說，死者家屬在談判中明顯處于弱勢地位，如果政府可以作為代理人的話，他們應當是死者家屬的代理人。
　　
　　家樂福作為知名的國際連鎖超市經營者，理應有一個敢于負責任的形象。如果說踩踏事故的發生尚有偶然因素等可辯的托辭，那么事故發生后的認真整改、積極賠償無論如何也不能含糊其辭。現在人們看到的事實卻是，家樂福在事件賠付過程中悄然隱身，只有地方政府和自治組織在和死者家屬討價還價。街道和社區這樣做是否公正，這是另外一個問題。人們從家樂福的缺席中，看到的只能是一種逃避的形象。
　　
　　事實上，整個賠付工作完全可以做得更好，賠付數目的大小并不是決定因素，起決定作用的反而是程序正義是否真正到位。家樂福在事件發生后，信任和依賴地方政府及自治組織的調解作用無可厚非，關鍵是它不能改變調停人的角色定位。家樂福必須親自出面與死者家屬協商，至少是其代理律師出面協商，這樣可以從精神層面給死者家屬以安慰。同時，對于賠償額度的大小，雙方自然可以請政府及自治組織進行居中調解。
　　
　　踩踏事件本來就是一個嚴重錯誤和悲劇，后續的賠付如果繼續這樣的錯誤，只能使悲劇越加嚴重。對此，當地政府、家樂福都應該有一個清醒的認識。（來源：瀟湘晨報　作者：周之南）